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正当其时

来源:东南亚学人时间:2022-06-20

新冠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正成为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新的着力点和增长点。根据淡马锡、谷歌和贝恩2021年11月联合发布的《2021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东南亚正进入“数字十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有望在2025年突破3600亿美元,到2030年甚至可能达到7000亿至1万亿美元。在此形势下,深化中国和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正当其时。

一、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机遇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下,中国与东盟基于各自的数字市场、资源以及技术优势,不断加强数字发展战略对接,持续增强数字发展基础,大力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积极引导民众形成数字消费习惯,使得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迎来历史性的机遇。

首先是东盟和东盟各国纷纷发布数字战略规划。东盟层面,于2015年发布《东盟信息通信技术2020年总体规划》,2018年批准《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2019年制定《〈东盟数字一体化框架〉行动计划2019-2025》等一系列数字发展计划或战略的基础上,2021年1月,东盟首次数字部长会再次发布《东盟数字整体规划2025》,旨在将东盟建成一个由安全和变革性的数字服务、技术和生态所驱动的领先数字社区和经济体。国别层面,东盟各国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数字经济发展计划(如表1-1)。

其次是东盟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提升。移动网络普及率方面。东盟4G网络普及率达到50%以上,其中新加坡、泰国的普及率达到99%,文莱普及率达94.9%,菲律宾超过70%。互联网普及率方面。根据谷歌、淡马锡和贝恩公司联合发布的《2021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2021年,东南亚国家新增4000万互联网用户,合计4.4亿用户,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5%。网络资费方面,东盟国家固定宽带和手机流量的平均资费也正在下降,如老挝的手机流量资费从8.6%下降到5.9%。

再次是东盟各国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在此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结构的冲击下,电子商务展现出巨大活力,成为最大的经济增长动力,这让东盟国家的企业意识到,电子商务能够帮助本国更多产品进入国外市场。数字娱乐也释放出强劲的经济推动力。新冠疫情防控期间,东南亚互联网用户人均每日上网时间达到4.7小时,视频点播服务增速达到38%,音乐订阅增速达到34%。在新加坡、越南和菲律宾,数字媒体领跑当地数字消费市场,分别达到了6.68亿美元、8.71亿美元和11.53亿美元。远程医疗成为发展“新商机”。因新冠疫情而不断扩大的医疗需求,在促使数字技术和医疗平台加速融合的同时,也使投资者对远程医疗的兴趣愈发浓厚根据调查显示,仅在2021年上半年东南亚的远程医疗投资就达到11亿美元,超过了2020年的8亿美元,未来将继续保持其上升趋势。远程教育将继续成为东南亚重要的教育形式。新冠疫情暴发后,东盟各国纷纷开展线上教学,推动使用教育电视节目和网络授课,东南亚地区的远程教育用户量大幅增加,由疫情前的600万增长至疫情后的2000万。

最后是东盟各国民众的数字消费惯性初步形成。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深刻改变了一系列社会运转模式和居民行为模式,在消费方面的影响尤为突出。目前来看,东盟各国民众的数字消费并不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而是正演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模式。一方面,数字经济正在吸引新消费者。新冠疫情冲击下,“出行管制”等多项防控举措的实施,使得通过互联网进行消费的用户数量快速增加(如图1-1),2021年东南亚国家新增了约6000万数字经济消费者。另一方面老消费者计划保持数字消费习惯。据《2021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数据显示,80%的数字消费者对他们的数字服务感到满意,而这种满意使绝大多数数字消费者,计划继续使用数字服务,并将其作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接受。

二、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挑战

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和新冠疫情的交织影响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迎来历史性的机遇,并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但与此同时,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依然面临着诸多深层次挑战,制约着双方合作的深度、效度和广度。

一是东盟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整体来看,新加坡、文莱和马来西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走在前列,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紧随其后,而柬埔寨、缅甸和老挝正处于制定其信息通信技术(ICT)政策和监管框架的初级阶段。互联网速率方面,东盟2020年数据显示,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固定宽带速率为181.47Mbps,泰国为47.35Mbps,老挝仅为13.11Mbps。互联网可负担性方面,新加坡互联网成本最低,每月每兆比特仅0.05美元,其次是泰国每月每兆比特0.42美元,老挝互联网成本最高,每月每兆比特425美元。东盟各国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的不均衡,在一定程度上将阻碍区域内数据自由流动,进而制约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深度和效度。

二是东盟各国普遍缺乏数字人才。数字人才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不同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时代,职业与岗位对多数消费者的文化素养基本没有要求,对劳动者的文化素养虽然有一定要求,但往往局限于某些职业和岗位。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能成为劳动者和消费者都应具备的重要能力。随着数字技术向各领域渗透,企业对数字人才的需求越发强烈。但根据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报告显示,不到一半的东盟劳动者认为自己精通数字技能,认为数字技能很重要的70%受访者则表示,他们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并不熟练。这种重要性和熟练程度之间的差距表明,东盟各国需要制定政策帮助民众提高自身技能,以满足企业对于数字技术人才的需求。

三是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尚未建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体系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的发展,除了物理基础设施外,网络市场也需要规则和法规来确保数据的自由流动,保护消费者和生产者,保障自由贸易和投资,从而确保数字经济的平稳有序发展。但由于受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保护以及数字技术水平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尚未就跨境数据自由流动规则展开对接。在此情形下,以“国家安全”关切为核心的“重要敏感数据”将成为深化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的主要限制。

四是美国等域外大国的竞争和干扰。随着中美战略竞争蔓延到科技领域,中美两国已经开始在数字经济以及与其相关的数字技术方面展开博弈,而东南亚地区更是中美数字博弈的核心区。拜登执政后,美国一方面与英国、欧盟、日本等盟友加快推进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积极拉拢东南亚国家加强数字经济合作,并协商制定数字经济规则。譬如,2022年5月23日,美国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目的在于主导印太地区的数字经济规则,进而抵消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这将给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造成严峻的外部挑战。

总而言之,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机遇与挑战并存。双方应紧抓新机遇,在挑战中寻新机,于“乱局”中开辟“新局”,进一步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尽早落实《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1-2025)》和《2022年中国-东盟数字合作计划》,携手构建优质可信的数字基础设施,共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协商制定互利共赢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以及联合营造开放包容的数字经济合作环境。

 

作者简介:赵祺,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东南亚学人微信公众平台稿件,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