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来源:《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时间:2022-04-27

摘要: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在国家减排战略背景下提出的,作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能否通过触发“波特效应”进而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目前缺乏中国实践的经验证据。基于此,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设计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从微观企业层面识别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克服样本选择偏误、缓解内生性,以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该政策可以通过激发企业创新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两条路径来提升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异质性分析表明,试点政策对西部地区、国有企业、政策重点关注行业、高执法力度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为因地制宜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促进经济“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借鉴.
关键词:碳排放权交易;全要素生产率;双重差分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并积极探索利用市场手段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利用市场机制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重要制度创新,“十四五”规划政府工作报告中已将“建设和完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作为“碳达峰”的重要政策手段”。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始于国家发改委2011年出台的《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该通知明确在北京、上海、湖北、重庆、广东、天津、深圳七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随后2017年底出台《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至此我国开始进入碳排放权交易时代。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在具体实践中,由于制度背景与技术创新水平等方面的异质性,使得碳排放权交易在减排效应和“波特效应”等方面会产生显著差异(Yang X et al., 2020)。目前,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在我国已取得了明显的减排效果(涂正革,谌仁俊,201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应生产效率,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王璐等,2020),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源。那么,试点政策作为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能否通过激发“波特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二、主要内容

为了全面系统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及这种影响效果的异质性。其次,本文采用LP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2011年出台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8-2018年的2538家上市公司数据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及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有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为了尽可能降低内生性问题,本文除了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来缓解内生性外,还通过随机选取政策试点地区以及工具变量估计来解决政策试点地区非随机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到试点地区与非试点政策环境容忍度差异而带来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三重差分法进行排除。另外,为了排除地区间可能出现的“碳排放转移”带来的样本自选择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通过考察地区规模以上企业数目变动进行排除。除此之外,如果试点政策对相邻地区企业产生溢出效应,同样会导致估计偏误,本文也相应进行了排除。最后,本文还进行了与双重差分模型相关的一些常规性的稳健性检验。例如,平行趋势检验、替换被解释变量的估计方法、替换估计模型、时间反事实分析,并在考虑到其他政策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后,进行政策干扰排除检验,力求使研究结论更加稳健可信。

二是探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主要有技术创新和要素配置优化两个方面(余泳泽等,2019;王恕立等,2016)。本文分别使用企业发明型绿色技术专利数量和实用型绿色技术专利数量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使用企业专利授权量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借鉴徐升艳等(2018)和任胜钢等(2019)的做法,将企业技术创新加入到控制变量中,以剔除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进步率的影响,然后进行回归,将回归系数看作试点政策通过要素配置来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全面探讨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微观机理。

三是考察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由于中国各区域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个行业的产业结构不同,企业属性不同,各地区的环保执法力度不同,考虑到这些差异可能会使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地区、行业、企业属性和环境执法力度这四个方面来进行异质性讨论。

三、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一,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有助于试点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考虑到不同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并在变换计量模型、时间反事实检验、安慰剂检验、三重差分、排除碳排放转移等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一般也代表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可以预见碳排放权交易政策能够推动中国经济的“低碳”“高质量”增长。

第二,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可以通过刺激企业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比通过刺激企业绿色创新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果更明显。此外,也可以通过优化企业内部要素配置来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增强; 从所属行业来看,试点政策对重点关注行业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非重点关注行业中的企业更为明显;从所有制性质来看,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对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没有显著影响;从环境执法力度来看,在环境执法力度强的地区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大。

基于研究结论,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首先,在环保立法时,要放眼于长期,积极采用市场机制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明确规制标准,不应为过度强调经济绩效而忽视环境绩效。正如习总书记所言“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其次,在实施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时,应强化环境执法力度,提高企业违法排放的处罚标准,避免企业出现偷排偷放的“败德行为”。从长远来看,严格的环境执法力度能够更好的发挥出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更大幅度的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后,针对中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现状和特征,实施差异化的规制策略,避免采用“一刀切”的规制命令。同时,对不同企业类型要一视同仁,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重点加强对于高污染、高排放国有企业的监管,扩大政策重点关注行业的范围,促使环境规制手段产生最大化的政策效果。第四,鼓励企业通过研发创新和要素禀赋结构来合理应对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尽早实现高产能和高碳排放的“脱钩”。同时,加快构建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避免出现跨地区的碳排放转移,助力中国向“零碳”经济转型发展,为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做出积极贡献。

四、边际贡献与未来拓展

边际贡献:相对现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以下两点:第一,本文利用多种方法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从微观企业角度考察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视角,更加契合当下“低碳”“高质量”的经济发展要求。第二,在利用多种检验来确保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结论稳健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从技术创新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两条路径对其传导机制进行分析,并在地区、行业、企业属性、执法力度四个方面进行异质性讨论。本文为利用市场化环境规制手段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提供新的证据和解释。

未来拓展:本文初步考察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但囿于数据可获性,本研究仍有局限性可待拓展。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法进行研究,但未能观察到企业进行碳排放权交易量的大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由此可能导致研究结论较为有限,随着数据逐步披露,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考察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和交易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摘编自《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第42卷第3期论文《碳排放权交易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点击题目链接全文)
作者:范丹、王维国、付嘉为,东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