猪心的世界 想起了布朗

来源:科学手记时间:2022-03-03

今年一月初,美国马里兰大学医学研究团队,成功将由猪只取出的心脏,移植到一个心脏坏损的病人身上,这个动物心脏移植人体成功的首例,是异种移植医学的一大里程碑,消息发布后自然得到甚大瞩目,但也值得更多的讨论。

一般知道,器官移植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植入器官如何能克服人体免疫系统对外来物的排斥攻击,而能存活的问题。因此过去一般的器官移植,总是要找寻与接受移植者生理因素相近的器官来进行,但总还避免不了轻重程度不一的排斥反应,有些以失败告终,成功者多还要长期服用抗排斥药物,才能让移植器官与接受者的人体系统和平共生。

这次异种移植之所以能够成功,系拜近些年生物医学多种技术发展的成功之赐,这些新发展技术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种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利用这种技术,进行猪心移植的生物医学专家,对用于提供移植心脏的猪只, 进行了十种基因编辑技术的操弄;他们剔除了三个会引起人类免疫系统攻击的猪独有的基因,另外加入六个人类基因,来帮助人体接受植入的猪心,另外还要移除猪心的生长基因,避免移植后的猪心长得太大。目前看起来移植结果很理想,但是进行计划医学专家,不知是否有可能的未知问题。

在这次移植实验之前,医学界还进行了将猪肾脏移植到两个脑死病人体内的实验,为的是证明手术的可行性。当然进行如此的技术,所费不赀,根据英国《自然》杂志的报导,光此一次实验的花费就要五十万美元。

支持此种异种移植的思维很直接,那就是拯救生命。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资料,以美国为例,便有超过十万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而二〇二〇年只有三分之一获得了移植所需的器官。包括此一猪心移植的医学实验,正是当前风风火火医疗产业市场鼓动之下,所进行各种医学实验研究的一个新例,由于有了许多便于操弄基因生命现象的新技术,人类似有无所不能的信心,准备攻克一切棘手医疗问题的表层病象。

在这样一个大氛围中,让我想起一位美国朋友布朗(George Brown Jr.)。布朗曾经是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选出的联邦众议院,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是众议院科学委员会的主席,曾经来台湾访问,我因为工作缘故,在台北首次访问了他, 后来在美国华府国会大厦他的办公室, 也还有见面谈话,对他的认识较深。

上世纪九〇年代冷战因前苏联解体而终结,西方阵营高唱民主的价值,美国科学界由冷战军工学体系影响中走出, 更是顾盼自雄,强调绝对的学术自主,也争取科学研究经费的无限扩张,难得的是,布朗作为科学界在国会的一个代表人物,并没有屈从于一般认为民主制度的「肉桶分赃」,他公开批评科学家本位地餍求经费心态,是不负责任和自私自利的行为。

一九九三年美国民间最重要的科学团体「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开幕,邀请布朗发表演讲,他的讲题是〈客观性的危机:重新思考科学在社会中的角色〉。演讲一开头,布朗就引用了当时捷克总统哈维尔前一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报告〈近代纪元的终结〉。哈维尔认为,共产主义的崩溃, 代表着一个人类近代纪元的终结,这个纪元的信念,是认定世界为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被有限的宇宙定律所宰制, 人类得以据之而获利。这个纪元的特质,是推理认知科学思维的快速进展。

布朗的开幕演讲,呼应哈维尔的看法,强调必须重建人类其他形式的经验,使之与科学知识等量齐观。布朗在演讲中强调,科学、技术发展要放在一个社会意义的思维上来看,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不应该具有高于一切的特权,不是自行自是的「不染尘」真理,布朗也说,他的观点在科学界中遭遇到强烈的敌意与批评。

布朗的观点,反映于他在《科学》期刊上的专文〈唯理的科学,不唯理的社会: 对于基础研究与社会的一个国会观点〉。布朗认为冷战时期科学与国家安全的密切关联,其实是政治家与科学家利用爱国主义的相互为用,他也指出,所谓基础研究必然带来应用利益的思维,简化了科学技术的真实面相,透过科学研究的真理追求,与透过宗教、哲学、历史与艺术追求启蒙,一样都是人类文化经验背景。

布朗特别提出,二战后美国有博士学位科学家的增加远超过人口成长速度,其实这是研究经费增加的市场反应。他说以当时美国的教育体系、社会福利制度和公义标准来看,基础科学的扩充并非当务之急。他认为,美国面对的挑战不是增加研究经费,而是改善社会。「我们能不能创造教育和经济机会?能不能提供学术讨论空间?能不能在一个公平、人道的社会中,给予人们发挥潜力的自由」「如果上述条件都能做到,科学研究才会大放光芒」。但是看医疗科学对猪心移植实验的汲汲追索,近两年富国医药资源过度集中于新冠疫情,牺牲数以百万计弱势族群命丧其他致命传染疾病,正所谓「穷人的命不是命」,我想起布朗批评美国的医疗企业体系,着力追求昂贵的实验性医疗, 而非简单有效的预防医疗,他认为那不是「健康医疗」(Health Care),而是病态医疗(Sickness Care)。

一九九九年我在洛杉矶为写杨振宁传作准备,因缘碰巧出席了布朗的追思会,进一步认识布朗终生一贯的平等公义精神。一九六〇年代布朗在加州大学念物理,就打破当时对非裔学生的歧视规定,特别选择和一位非裔学生同住,他国会的民主党领袖,也称赏他一直坚持的草根式竞选方式。回想那一个似乎还有些理想的时代, 随着布朗的去世,也日益远扬了。

 

作者:江才健,台湾著名资深科学文化工作者,曾为《中国时报》科学主笔,《知识通讯评论》发行人兼总编辑,现为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来源:《科学手记》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