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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奸”杀手反被锄,“白狼”换来10年牢狱灾

(1995年江南案后,张安乐(右)在美国坐牢10年后回台,与好友“旱鸭子”陈启礼合影。图片来源:联合知识库)

说来江南案还真是胡涂情报员干的胡涂事。

一个素来称得上优秀的情报员汪希苓,在出任情报局长后,有感于江南这种背叛主子与党国的人,应以情治单位二十多年没有用过的“家法”加以制裁;又察觉竹联帮的出身背景与党国意识相合,而帮会在扫黑势头下有寻得当道者保护之迫切需要。便异想天开认为,若将两者巧妙结合——吸收竹联帮份子来制裁叛徒,岂非一举两得、互利双赢之美事?

于是通过一个极其短期而“阳春”的训练,情报员便将陈启礼等人送赴战场。且因事属隐密,考虑到此事并未取得情治相关单位内部之共识,恐怕连该有的周密计划及严谨程序都欠缺,就付诸实施。

因训练不够,承担使命的决心亦不足,作案者在事发后见各方反应强烈,唯恐遭致灭口,便留下完整录音,叙述事情原委,连同后来在“一清”扫黑中获搜的记事本,一概成了情报局授意行事之铁证。

如此,情报局一番苦心派出“锄奸”的杀手,却在国安局主持的“一清项目”中首遭逮捕,该项目竟似为侦破江南案而布置,使江南案的侦破染上了情治单位内斗的色彩。

那时候“到我为止”四个字代表了“我负全责,绝不牵拖”的承担,不过陈启礼“到我为止”的承诺成了“诳语”,以致抖出了情报局;而汪希苓“到我为止”的态度,至少绝口不再提曾向国安局长汪敬煦做过报告这件事,表现了担当,有意降低对政府之损害。但“政府杀人”这个恶名,中华民国政府还是推都推不掉。

(陈启礼出庭应讯江南案。图片来源:联合影音网)

很有人想上纲到蒋经国,“希望”是由他下的命令,只是并没有这样的证据。

相反,1995年,郝柏村在《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里记载,蒋经国跟他说,“骂我的人很多,由他去骂好了”,感慨“刺江”是件蠢事。1998年,李焕也在《追随半世纪——李焕与经国先生》中记载,蒋经国跟他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无聊!他写本书骂我,有什么关系呢?”

尽管这两位蒋经国的文武近臣,都为蒋和江南案的关系做了见证式的撇清,总有人还是不相信。不过如我最初的判断,江南的书伤不到蒋的半根汗毛,护主心切的人固有杀他的动机,但要说蒋下令派出杀手置他于死地,除非他精神有病。

可是蒋孝武却被咬上。江南案发生后不久,竹联帮要张安乐(绰号“白狼”)指称蒋孝武涉案,言之凿凿。在当初形势混沌,什么传言都宁可信其有的时候,这个说法确具相当的传播效益,逼得蒋经国把蒋孝武外放到新加坡,让他去跟胡忻代表见习如何办外交。蒋经国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绝不会有蒋家第三代接班这回事,至此才使各方相信了蒋家王朝终将终结。

直到1995年张安乐回到台湾,知名传记作家汪士淳在台北看守所访问他,他坦白承认,“当年把蒋孝武扯进江南案,只是‘围魏救赵’策略,以试图援救陈启礼而已。”(参见汪士淳着《忠与过》,第334页)2013年,张安乐接受三立电视《新台湾加油》节目访问时也重复斯言,并说,他完全没有证据。蒋孝武总算昭了雪。

我在87年《新新闻》创刊后不久,利用蒋孝武从新加坡回国述职的机会,曾有一次在他落脚的仁爱路办公室单独见过他。我们是以老朋友的关系见面,约定不做采访,也不报导。

在那次的见面中,我当然问了他有关江南案的事,他明明白白告诉我他与江南案完全无关。他说,哪怕张安乐有十卷录音带,都不会扯到他涉案,完全是胡说。

他一再表示绝对不要我为他澄清,他早就习惯了各方面对他的误会和指责。他是蒋家人,有蒋家人的骨气。他说,打落牙齿和血吞,算不得什么,真相总会大白,不到时候,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不必求着谁相信。

这次见他更显沉稳,也更透露出他身为蒋家人的无奈。外界不了解,蒋孝武的眉宇和神韵间有着祖辈的傲然,同时还掩映着他个人独有的幽怨之色,显得淡定甚至有些虚无,颇令人感觉到他学佛似学得了一些修为。

(蒋中正(左)与蒋孝武(右)昔日在日月潭的合影。图片来源:国史馆)

自80年出国后,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在那之前,我们有过将近六年君子之交般的交往。

初识之时,我尚是国会记者,他托人找我希望与我认识。我到他当时在欣欣传播公司的办公室,一坐定,蒋孝武就开门见山问我外界对他有什么批评。

我一向愿说实话,看他态度很是真诚,而且要我拣不好的说,于是顾不得初见的礼貌和生份,把我自己对他的感受以假托于人的语式坦率说了三点:

一、大家认为他长在深宫,不接地气,不了解民情,与大众颇多距离。

二、大家时常听闻他与知名影视艺人的名字连在一起,颇影响形象。

三、大家非常不希望会有蒋家第三代接班这种事。

他仔细听完,丝毫无不悦不安之色,反而一一做了些说明:

他从德国回来后这几年,时常下乡,最快乐的事就是在乡下和老百姓话家常,其实他是接地气的。

他知道有人常把某些名女人的名字跟蒋家公子连在一起,但“蒋公子”不只他一个,也不只他这一代,众人却往往都算在他头上。

至于蒋家第三代接班云云,他答得比较简单,只说相信他父亲会有全盘考虑。

临别,他很诚恳地向我提了一个要求,希望不时给他写些舆情,我说我是不打小报告的。他说不要小报告,而是报纸上不好发表的消息和想法,他可以直接交给父亲,让蒋经国知道。

那年代,报上不好发表的东西可不少,我们跑政治新闻的尤其有一堆禁忌。看得多、想得多,往往却不能写,写了也登不出来;或者七转八弯用曲笔写了,好不容易见报了,却言不尽意。都教人憋得难受。所以孝武的这个要求,可以补当时新闻工作之不足,我倒乐于行事。

果然不假,经由这个途径表达的东西,的确直通蒋经国,并知道他是一个希望听到意见以及接纳意见的领导人,我清楚感受到言论对政策发生的影响,也体会到新闻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心念之间的流动。

正因这个原故,孝武不时会找我聊聊。我观察他得自祖父蒋介石的遗传似乎比较多,脾气硬,孤傲,人缘不如孝勇,容易遭人误会和疏远。他常与我说,尤其令他困扰的是,想与他接近的人,多是与官邸有关系或渊源的人,多半都要利用他,拿他做幌子四处使诈,他都知道,但不晓得怎么逃避,然而他有心结交的人却往往躲着他。他有意无意地告诉我,父亲要他多交些像我这样的好朋友。

不过我因从事新闻工作的关系,对谁都不能走得太近,尤不能予人别有所图之感,所以始终以还能保持观察距离的方式审慎地与他行君子之交。

80年后我远走美国,又开办报纸,想把《美洲中时》办成一张好的报纸,以正常的方式发挥舆论功能,便未再写舆情信,只在过年的时候寄寄贺年卡了。

江南案发生后,诚如张安乐自剖,他为了援救陈启礼,故意编派了蒋孝武为主谋之说。倘使《美洲中时》没有关报,我相信因我们的这段渊源,孝武在87年说的话,85年就可以对我说,在那个风头上《美洲中时》是必须要报导的。

以《美洲中时》已经树立的信实形象,即便是为蒋孝武这种身份的人澄清谣传,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报纸不就是要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吗?报纸辛辛苦苦建立的公信力,不就是要为任何人止冤解谤的吗?哪里分什么贫富贵贱呢?有规定小民不可以受冤枉,大人物就可以含冤莫白吗?

或有人会说,张安乐的凭空指控固是不妥,然有助于蒋家王朝的终结,倒也挺好;否则,台湾的民主化说不定还要好费一番周折。

其实,国府杀了江南,就已意外注定了威权时代的结束,江南也算是死有重于泰山了。难道一条命不够,还要陪上一个诬陷?难道不诬䧟蒋孝武,蒋经国果然就能传位于他,台湾就会任由蒋家第三代接班?若要这么认为,也未免太低估了台湾已经成形的民主气候,以及太糟蹋了蒋经国在民主改革上的体认。台湾之走出蒋家王朝岂须以诬陷蒋孝武杀江南为代价?如此得来的民主,又有什么了不起。

天下事真是一报还一报,张安乐诬陷了蒋孝武,他却也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设计入罪,进了美国大牢。

在陈启礼因“一清项目”遭到逮捕之后,起初有关情报局涉案的情节尚不为外界所知,张安乐便向媒体透露陈启礼在美曾留下录音带,其中有各种内情。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始终关切江南案,张安乐的积极行动使联调局注意到他,也因而注意到竹联帮。

当时来自大陆及港台地区和越南等各地的青年帮派活动日益猖獗,美国社会对这类有组织的犯罪十分不满,正透过国会立法准备加以整治,于是他们便经由干员以伪装的身份与张安乐接触,设下圈套将张安乐逮捕入狱,其后张安乐被以“走私海洛因”罪名判处15年徒刑,在美国好几个监狱前后度过10年牢狱岁月。

不论竹联帮或张安乐过去在台湾如何,若要在美国被处置,必须在美国有具体的犯罪事实,且应以正当的方式取证。联调局对张安乐的用计,大有可商榷的余地。因其事关人权,华文报纸理应强力声援,但华文报纸对这件事的反应显得有气无力,甚至欠缺认知,或因其为黑帮而多所踌躇。

《美洲中时》的态度应该是,不问黑帮,只问是非,纵不致有如声援陈果仁案那样搞得喧天价响,也一定会紧盯每个司法环节,做媒体该做的事。

《美洲中时》的关报,既无以为蒋孝武解冤,也不得为张安乐之被设计入罪有所作为,使这两个因江南案衍生出来的情节,失去了及时还原的机会。由此益证,有没有报纸,差很多;有没有好的报纸,差更多!

(作者是优传媒文创公司董事长,《美洲中国时报》创办人及总编辑,三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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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周天瑞专栏写作——《我与美洲中时的倏起倏灭》系列之十五。

(转自:三策智库公众号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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